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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顿了顿，语气变得激昂：“学生以为，华夷之辨，核心在文教，在治效！谁能行仁政，保民生，续文明，谁便得天命！朱大都督在信阳，劝课农桑，整顿吏治，兴学强军，保境安民，使百姓免于屠戮，使文明得以存续，此方为真正的华夏正道！反观南京朝廷，君昏臣奸，内斗不休，坐视神州陆沉，他们空有华夏之名，却行亡国之实，与夷狄何异？！”

    这番言论大胆而尖锐，直接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南明正统，堂内顿时一片哗然。

    又有一人站起，语气更为务实，他是格物斋的常客：“两位仁兄所争，皆有道理。然学生以为，空谈无益。如今信阳强敌环伺，欲存文教，必先图存！《尚书》有云：‘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’。大都督推行新政，无论新作物、新工坊、新贷行，乃至胥吏考成，其目的无他，固本强基耳！唯有民心稳固，仓廪充实，甲兵坚利，方能谈及其他。若拘泥于虚名血统，而坐视民生凋敝，强虏破关，则一切皆成泡影！故学生以为，治效方为根本，能安民强国者，便是大道！”

    三种观点，代表着传统华夷观、文化正统论与务实功效论的交锋，在论辩堂内激烈碰撞。吴静安端坐台上，并不制止，只是偶尔在关键处引导一二，让辩论更加深入。

    这样的辩论并非个例。随着信阳新政的推行和军事上的成功，一种更加务实、更加关注现实效用的思潮，开始在经世学堂乃至信阳的年轻士子群体中悄然滋生。他们不再将圣人之言视为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，开始大胆地用现实的尺子去衡量政策的好坏，用功效的大小去评判人物的得失。朱炎所倡导的“经世致用”理念，正在潜移默化地重塑着他们的思想。

    这股思潮自然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和反弹。一些迁居信阳的旧明遗老，对于学堂内“离经叛道”的言论深感忧虑，甚至联名上书周文柏，要求整饬学风，回归正道。

    周文柏将此事禀报朱炎。朱炎听后，只是淡淡一笑：“水至清则无鱼。思想如同活水，堵不如疏。告诉那些老先生，信阳敬重他们的学问与气节，但如今的世道，空谈误国，实干兴邦。经世学堂，要培养的是能做事、敢任事的人才，不是只会背诵注疏的夫子。只要不违背抗清大义，不危害社会安定，些许争论，由他们去吧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对吴静安道：“不过，也可适当引导。可将历年科举策论题目，以及朝堂之上关于国计民生的重大争议，整理出来，让士子们模拟分析，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。让他们明白，治国平天下，绝非纸上谈兵那般简单。”

    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，便难以轻易合拢。这股在信阳内部涌动的务实思潮，虽然初生，却已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。它不仅影响着年轻一代的士子，也通过他们，慢慢向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渗透。一种不同于旧有模式的、更加注重实际效用的价值观念，正在这乱世的熔炉中，悄然孕育。这对于信宁政权的未来，乃至对于整个时代的走向，都将产生深远而难以预料的影响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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